失独遇上失能,一个73岁老人的晚年困局 | 人间
思来想去,花姨还是决定把钱省下来,用来应对未来“最糟糕的时刻”。
配图 | 《我爱你》剧照
我是一名社会工作者,也就是大家常说的“社工”,困难群体是我们团队的主要服务对象。目前,我除了做健康促进、倡导“医养融合”等方面的工作,还为辖区内的失独家庭和残独家庭(独生子女伤残)提供服务,如社会资源链接、社会支持网络的搭建、心理慰藉、陪同休闲娱乐、危机干预等。
每年,市政府都会为失独、残独家庭提供免费的体检,社工也需要参与其中——因为有些失独的父母年龄偏大,存在行动或沟通障碍,需要社工带领。还有些独生子女有智力或精神残疾,父母去做检查了,社工就要在一旁照顾。
2022年6月的一天,我领着一个智力三级残疾的少年去耳鼻喉科做检查,路上遇到了同事纯如。当时纯如正用轮椅推着一个头发灰白的阿叔往前走,一个阿姨跟在一边,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,那个阿姨和我对视,微笑着朝我点头。
当天体检的人比较多,临近上午10点半,我们一行人还在等候B超室叫号。我主动问纯如:“检查项目还剩得多吗?”
纯如摇摇头,说只剩一个B超就结束了。看着她被汗水打湿的发鬓,我拍拍她的肩膀说“辛苦啦”,她还没来得开口回应,一旁的阿姨有些愧疚地说:“今天真的辛苦你了纯如,推着峰叔走来走去,他腿脚无力,做什么都比别人慢,还得顾着我做检查,多亏有你在。”
纯如对我讲,这位是峰叔的妻子花姨,已经73岁了。花姨个子不高,头发短而花白。峰叔比她还大5岁,有些耳背,需要别人提高音量才能够交谈。2019年,峰叔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双腿无力,无法长时间稳定行走。他们唯一的儿子已经去世,只剩老两口相依为命。
了解到这些情况,我想起自己驻点的医院最近推出了一项居家上门服务,可以安排医生、护士、护工、社工等专业人员上门提供部分医疗和养老服务。这对一些高龄、行动不便的人来说十分便利,于是我就向花姨做了简单的介绍。
花姨听后很高兴:“那太好了,我们住在楼梯房,年纪大,膝盖磨损得厉害,别说他,我走起来都吃力。以后年纪再大一点,都好难出门了。我想有个人能陪他下楼在公园里散散步,他在家太懒了,不愿意走,别人说的话他很愿意听,我叫他就不动,所以就算花点钱也无所谓。”
花姨问我有没有相关的宣传单,想拿回去仔细看看。可惜我当时没带,便表示可以和纯如一起上门探访,向她介绍服务内容以及做需求评估。
一个月后,我和纯如去到了花姨家。那是一个老旧小区,楼栋门口有一扇大大的镂空式铁门,一楼的楼道左侧放了几辆自行车,车座和车头上都落满了灰。右侧的墙上挂了一排锈迹斑斑的信箱,由于大部分螺丝松动了,信箱都歪歪扭扭地倒着。
花姨家住四楼,上楼时,我发现水泥色的楼梯很窄,只能勉强让两个人并排通过。台阶的高度也不一致,有时步子要迈大一点,有时要迈小一点,一不留神很容易踩空。
到了地方,纯如一边拍门一边喊“花姨”。一时没有人开门,倒是小狗先“汪汪汪”地叫起来。听见我们来了,花姨在屋里急忙回应,我们听见她将小狗往旁边赶,之后门摩擦到了地板,发出了艰涩的“吱吱”声。
花姨的家是一套两居室,客厅宽敞明亮,但装修简单,一眼望去,家具很少,有些空荡荡的。峰叔正躺在客厅的木沙发上午休,看到我们,笑了笑,招呼我们坐。花姨却提高嗓门让他起来,“要有礼貌”。峰叔乖乖照办,他用双手撑着沙发,慢慢坐了起来。
上次体检完之后,花姨住院了,纯如向她了解情况,她眉眼间的笑意瞬间消失,眉头皱了起来:“住院的前几天,我的头都一直晕晕的,但是我也没在意,那天下午我在搞卫生,又突然头晕得厉害,心也跳得很快,我很怕自己突然晕倒,就赶紧坐下了。后来我打电话咨询社康的家庭医生,医生叫我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,检查说我血管堵塞……”
我和纯如都是一脸的揪心,老人家最怕摔,很容易中风,幸运的是当时花姨没有晕倒,还及时坐下了。后来,医生建议花姨赶紧住院,她却不放心留峰叔一个人在家——他腿脚不便,站不久,没办法自己煮东西吃,独自洗澡就更危险了。
无奈之下,花姨联系了社区工作站反映了需求,工作人员帮她招募了一个志愿者,“这个志愿者很善良的,我住院的时候,他每日负责峰叔的一日三餐,夜晚峰叔在浴室冲凉,他就在客厅等,等他洗完了澡才回去”。
医生建议花姨住院半个月,可还没到时间,她就要求出院。纯如不理解,劝她应该遵医嘱,花姨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:“有人帮肯定好啦,已经麻烦人家好几天了,何况十几天,我不好意思的,而且我觉得身体已经没什么不舒服了。”
我问花姨想得到怎样的上门服务。她回头无奈地看了峰叔一眼,说老伴以前很喜欢踩单车,喜欢在公园里坐坐,虽然现在腿脚没那么方便了,还是喜欢出去。可她自己的膝盖有问题,一用力就会痛,推不了轮椅,就想找人推峰叔去公园活动一下,不要整天在家坐着。
“我和他整天待在一起,也没什么话题,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,避免老年痴呆。我看他啊,现在都有点老年痴呆了。”可能是想起了什么趣事,花姨又哈哈笑起来。
其实上次在体检中心交流后,我已经将花姨家的特殊情况反馈给了医院护理部的主任。主任认为我们在尽量满足花姨需求的同时,还要给到她最优惠的价格,相较之下,提供社工服务是最合适的——一来,社工更有爱心,陪伴老人更具人文关怀;二来,目前有且只有社工提供的服务在平台上不需要缴纳服务费,虽然要收取一定的上门费,但这部分费用的80%有民政部门补贴支持。
于是,我接下了这个任务。
我第一次去花姨家的时候,小白还装作强势朝我汪汪叫,但第二次上门,它已经乖乖地躺在我脚边,随便我摸它的头了。花姨说小白原是邻居家的狗,邻居要搬家,没办法继续养,就把小白送给了她。那时她的儿子已经离世,她想着养只小狗也许可以转移部分注意力,让家里热闹一点,就收留了小白。这一养,就是16年。
简单聊了聊,我就要带峰叔去散步了。第一次陪老人下楼,我心里很害怕。平日里,峰叔在平地上走都颤颤巍巍的,十分缓慢,更别说下四层楼了。花姨也不放心,牵着小白走在峰叔的前面,让我提着热水壶和轮椅坐垫跟在峰叔后面。
我似乎低估了峰叔,因为楼梯不宽,他可以一手扶墙,一手撑着楼梯扶手,慢慢地往下挪。不一会儿,他走累了,就站在原地休息,等缓够了,再继续往下走。我时刻关注着他,生怕发生什么闪失,好不容易到了一楼,我才松了一口气。
这时,花姨让我们稍等,她要去楼梯间把轮椅搬出来。老楼的楼梯间地势低洼,要下两层台阶才能到,尿骚味从那儿飘散出来,墙角还结了不少蜘蛛网。花姨个子矮小,搬东西吃力,我提出帮忙,她却说不用,只让我牵着小白,盯紧峰叔:“买了轮椅以后,一直是我一个人搬,我有技巧。”
下到楼梯间,花姨先将轮椅上的锁打开,又仔细折叠、收好了那张白色的防尘塑胶布。之后她倒退着出来,想一口气把轮椅拉上两层台阶。可能是因为台阶太高了,可能是因为力气不足,轮椅突然滑下去,车轮在地上砸出了“砰”的一声。我紧张得鼻尖冒汗,连忙提醒花姨慢慢来,要小心。第二次,她弯下腰,降低重心,终于将轮椅顺利地挪了出来。
看花姨这么费劲,我不忍心,就问她要了一把钥匙。之后每次我上楼前都会先把轮椅挪出来,免得她抢着干这份活。
离小区不远处有一个小公园,我推着峰叔往前走,发现轮椅一侧的脚踏板很难收起,刹车也不太容易按下,便问:“这个轮椅买了很久吗?”
花姨说这轮椅才买了几个月而已。我怕她被骗,问她在哪儿买的,花了多少钱。
花姨说这个轮椅才400多块钱,是在拼多多上买的:“我推他太费力了,我们平时很少用的,所以随便买了一个。以后就要多多麻烦你了。”
“不麻烦啊。”我感叹道,“你好厉害,会用拼多多买东西,我外婆年纪和你差不多,她只会用手机接打电话。”
花姨不好意思地笑了,用手扫了扫裤腿上的灰,无奈地说:“慢慢研究,慢慢学咯。小兰啊,其实不是我想学,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买方便,如果我学不会,买东西很麻烦的,家里没有一个年轻人,峰叔又基本不管家里的事,也管不了,所以只能靠我自己了。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原来我以为的“厉害”,是不得不的坚强,在这个世界上,她没有人可以依赖。
闲聊了一会儿,花姨牵着小白去散步了,峰叔就静静地坐在石椅上,看着路上往来的人群,偶尔也抬头看看天空。峰叔跟我说他喜欢来这里,“在树荫底下吹吹风,很舒服”。
为了拉近距离,我主动问起峰叔的经历。可能是太久没有和别人聊起这个话题,他来了兴致,面带笑意地说:“我1982年就来了深圳,没多久,你花姨也过来了。”说着,他抬起双手做出驾车的动作:“以前的那些大巴车啊,我维修的,我是专门修车的,你花姨是长途汽车售票员。”
细数着,他们来深圳已经40年了,我感慨时间过得真快。峰叔问我是哪里人,现在住在哪儿——其实这些花姨都问过了,他也在旁边,只是他听力不好,又经常打瞌睡,没有听到,我就又大声回复了他。
小公园里除了我和峰叔,还有一个大叔,来得很规律,每天下午1点多来,5点按时回家。峰叔跟我介绍,他叫老钟,家住在附近,因为喝了假酒,导致右半身无法自由活动。
第一次见面,钟叔主动跟我打招呼,之后问我是谁,来干什么,我都一一回答。
他又问峰叔:“你老婆去哪儿了?”
峰叔没听清,我便替他回答,说花姨遛狗去了。
谁知钟叔突然变了脸色,斥责道:“人都不管,整天顾着条狗。”
我有些愕然,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花姨有意见,只好假装没听见。
夏季天黑得晚,傍晚6点,花姨带着小白回来了,她站在花坛旁的小道上扯着嗓子对峰叔喊:“到时间了,要回去咯。”
峰叔有些意犹未尽:“天都没有黑,这么快走干嘛。”
花姨笑着指了指我,说,小兰要下班了。陪同服务的下班时间是5点,但想到峰叔下楼一趟不容易,我说没关系,可以再坐坐。或许是意识到我回家要坐很久的地铁,峰叔又转头说要回去了。
我看出他的不舍,再次确认:“真的回去吗?我下次过来就是后天了。”
他点点头,用双手撑着石板椅,慢慢站起来。轮椅放在人行道的边上,走过去还有一小段距离。他用棍子撑地,一点一点地向前挪步,我在旁边搀扶着。
去花姨家上门服务了几次,我又认识了他们三楼的邻居。那个阿姨姓冯,82岁,丧偶独居。她有2个女儿,一年大概只回来2次。冯姨年纪大了,最不喜欢买菜做饭,每次她都多做一点,吃上好几顿。但每天下午3点,她都会出门遛弯。
一次我们遇见,我说:“冯姨,你每天出门都好准时呀。”
冯姨叹了一口气,摆摆手说:“一天的时间对我来说太长了,不出去走走好难熬。人老了真的变得好糟糕。落地哭三声,好孬命生成。”
花姨告诉我,有一次冯姨在家摔倒了,站不起来,身边没人,她只能慢慢地爬向大门口呼救,后来是上楼的人送她去医院的。
我问:“她有没有打女儿的电话?”
花姨说:“打了,没人接。”
后来我发现花姨家的厕所没有安装扶手,峰叔如厕后需要扶着光滑的墙面才能勉强站起。他本就腿脚不好,这样很危险,于是我为他们申请到了免费的扶手和防滑垫,安装在厕所里。我还带花姨去残联申请了辅具用具的购置补贴。我向评估人员做了情况说明,出示了峰叔的残疾证和日常生活行动不便的视频,最终峰叔通过了评估,获得了一辆崭新的轮椅。
花姨非常感激,觉得和我很投缘:一方面,我俩的老家相隔不远,会说同样的方言;另一方面,她认为我对峰叔特别有耐心。其实我也喜欢和他们相处,在办公室待久了,我愿意陪他们出去晒晒太阳,聊聊天。而且他们的年纪与我外公外婆相仿,总让我有种亲切感。
一次,我到了,峰叔还在呼呼大睡。他的性格有些拖拉,有时到了该下楼的时间,他要么说自己刚吃饱,需要坐着歇歇,要么说休息得不够,需要再打会儿瞌睡才能恢复体力。
我去叫峰叔起床,他翻了个身,睁眼看了我一下,说:“你来啦。”然后把右手搭在脸上,闭上双眼,说还要闭目养神一下。
我被逗笑了,花姨哭笑不得,露出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我把双手搭在花姨的肩膀上,把她推向客厅:“没关系,等他觉得休息好了再下去也可以。”
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,花姨突然问我有几个兄弟姐妹。
我答“3个”,她说:“那挺好的,你妈妈就享福了,有儿有女,现在你们都长大了。”
我说:“长大是长大了,但说到让她享福,我们还得努力呢。”
花姨说知道要努力就好,别给自己太大压力:“有那份心已经很好了。”
那天天气阴沉,天空看起来灰蒙蒙的,但并不闷热。客厅的窗开着,窗外的叶子摇曳,偶尔有风吹进来,凉凉的,很惬意。突然,花姨戴起了老花镜,她打开手机相册,一直往上拉,好像是在找什么。过了一会儿,她点开了一张照片,放在我面前:“这是我的小孩柏瑞,1岁多的时候拍的。”
照片里,一个脑袋圆圆的小男孩正乖乖地坐在凳子上,怀里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熊。他的小脸贴着小熊,眼睛像弯月,笑得十分甜蜜。我说他“好得意”,花姨将照片放大了,说:“是啊,小时候好得意的,又听话。”
说着,她又点开了一张四人合照,是在海边拍的。2个小孩站中间,花姨和她姐姐站在两边。当时,花姨揽着满了8岁的儿子,头发湿嗒嗒的,柏瑞左手摆出“剪刀手”,右手托着游泳圈,笑得格外灿烂。
虽然戴着老花镜,我还是看到花姨红了眼圈。她哽咽了:“小兰啊,他走了之后,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都不敢看他的照片。我没有办法看他的照片。是这几年,我才会偶尔看看他的照片。”
我轻轻抚摸花姨的后背:“现在敢看了,说明你在慢慢放下了。”
花姨把眼镜摘下,按住眼睛,把眼泪抹去:“其实到现在,我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件事。还是要靠时间,用时间慢慢淡忘自己的痛苦。”
孩子在花样年华时凋落,对父母来说,是巨大且沉痛的打击。纯如曾跟我提起,柏瑞是因为意外离世的,但具体原因她也不清楚。我想,既然花姨主动提起了柏瑞,有些话说出来或许会更舒坦,于是我问她:“可以跟我讲讲柏瑞是怎么走的吗?”
花姨的背慢慢靠在沙发上,说起了那天的事。
1995年的一天,花姨在自家的房间里,突然听到楼下的邻居拼命地喊她的名字,叫她快点下楼:“出事了出事了!”她立即下楼,却看到儿子躺在血泊中,双腿一下子就软了,跪了下来。
当时柏瑞刚过20岁生日,却已经确诊抑郁症2年多了,他整天都无精打采,有气无力的。那时大家对抑郁症还不了解,有人说他身上有“脏东西”,于是峰叔就外出求神婆帮忙。就是峰叔离家的那天,柏瑞去了七楼楼顶。后来警察勘查了现场,判断柏瑞曾坐在没有安装护栏的楼顶边上,可能是想站起来,但没有站稳,就失足掉了下去。
“这件事发生之后,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疯婆子,坐立难安,就像丢了魂一样,起不来床,整天整天地躺着,很痛苦。”花姨的语气很平静。
“那峰叔呢?发生了这件事之后,他怎么样?”
花姨转头看了一眼峰叔的卧室房门,说:“他的状态比我好。当时我根本不能提这件事,一想起来,眼泪就忍不住掉,他还能和同事聊一下。”
失去独子后,花姨沉浸在痛苦之中,他们夫妇也曾尝试用备孕来冲淡痛苦,但她怀了2次,都是在3个月左右就没了胎心。
“人心很复杂,不知道单位里哪个人跟他说,可以借别的女人的肚子去生仔,他回来跟我说,我没同意。他向我保证,说孩子生下之后,他不会和那个女人有任何关系,我还是不同意。等孩子真的生下来,会有很多麻烦的,很多事情是讲不清楚的。”
我有些震惊:“那后来呢,峰叔还坚持吗?”
“我不服气,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没问题,就和他写了协议书,一起去医院做检查,看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。如果是我的问题,我同意他去找别的女人生孩子,但是如果是他的问题,就从此不可以再讲这个事情。做完检查,发现确实是他的精子质量不好,存活率太低了。之后他遵守协议,再也没有和我提这件事了。”
对花姨来说,当时最大困扰还有别人的指指点点。有时,一些人会直接问她:“你老了以后怎么办?”“老了谁来照顾你啊?”这些话真的刺痛了她,她不想回应,一般都是不出声或者直接走开。有时一群相熟的女人明明聊得很热闹,花姨一走过去,她们就突然不出声了,“我猜她们是在讲我们家的事情”。
我听得既难过又生气,花姨看了我一眼,又如往常一样哈哈地笑了:“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了,现在没什么了,大家慢慢淡忘了这件事,我就轻松很多了。”
时间会冲淡很多事情,但完全遗忘自己养育了20年的孩子太难了。人多的时候,花姨同旁人一样该吃吃,该笑笑,但她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,就会不自觉地流泪。
花姨说,好在政府将他们这些失独、残独的同命人组织起来,又购买了社工服务,安排社工定期随访。到了节日,经常组织策划社区活动邀请他们参加,大家一起出游、做手工、聚餐,这种“抱团取暖”,给了她一些走出来的勇气。
我有些心疼花姨。之前我看她总是很容易被别人的三言两语逗笑,还以为她就是一个乐观、坚强的人,没想到她内心的苦痛那么多,藏得那么深。
一晃就到了冬天,12月26日早上7点,我打开微信,看到花姨在凌晨12点多给我发了信息。她说峰叔入院了,她想让我陪她拿些生活用品去医院。我马上打电话过去,才知道昨天下午峰叔上厕所时不小心摔跤了,但由于疫情刚放开,本区的医院没有床位空缺,只好安排他去另一个区住院。
8点,我到了花姨家,她已经将东西都收拾好了,还真不少:衣物,水桶,水盆,晾衣架,饭碗,筷子,油盐,还有1箱米粉,1袋橙子。花姨说她请了个男护工,因为临近过年,护工难请,价格也贵,一天要350块,还得包三餐,所以她带米粉去自己做,可以省些伙食费。
我打算下单网约车,这样下楼就可以上车了,但花姨却觉得拦出租车更方便:“我以前也试过用网约车,但约了几次,车到了之后,司机看到有轮椅,就叫我取消用车。”她猜测网约车司机可能是嫌弃峰叔行动缓慢耽搁时间,或许是觉得要帮忙搬轮椅太麻烦了。她笑了笑,说她可以理解。
我也可以理解那些赶时间养家糊口的人。这个世界很现实,人现实一点也没错,但总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跨越那些现实,去成为一个有爱、温暖的人。在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的时候,尤其可以这样,毕竟谁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。
我们到医院的时候,峰叔已经躺在病床上睡着了,花姨把东西放下后,靠在他的耳边说:“小兰过来看望你了。”峰叔睁开双眼,偏了头,发出“嗯?”的一声,接着,又缓缓闭上了眼睛,扯了扯被子,将头遮了起来。
我陪花姨去找主治医生了解情况以及一些注意事项,回来的时候,护工已经帮峰叔坐在了椅子上了。我这才发现,峰叔下半身插了导尿管,他的身体时而偏向左侧,时而偏向右侧,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。再仔细看,他鬓角的头发有些长了,白胡子也长了好多,他双眼空洞无神,跟我上一次见他的时候相比,憔悴了许多。
回到花姨家楼下已经是下午1点了,我们在附近随便吃了一顿自选餐。吃饭时,花姨说来回打车有些贵,她打算以后坐地铁去医院,但不知道具体的路线。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,告诉她需要转2条线,到站后还要走10分钟,全程一共要花差不多45分钟。
花姨自嘲道:“哈哈,我走肯定不止45分钟,我膝盖疼,走得慢,可能要花1个钟。”
我怕花姨忘了,又将路线用文字写清楚发给她。我提醒她也要注意休息,峰叔那边有护工,不需要过于担心。花姨表示知晓。
因为不想让花姨特意迁就我下班的时间,后面我独自去看了峰叔2次。第一次,护工说峰叔刚吃完药睡下,看他睡得那么沉,我没有打扰,只跟护工了解了下峰叔近期的情况便离开了;第二次,护工正在给峰叔喂粥,粥是花姨送来的,她刚刚离开。峰叔的头发又长了,双眼很浑浊,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跟我热情地打招呼,仿佛我是个陌生人。
2023年1月初,我打电话给花姨,询问峰叔是否出院。花姨的语气轻松了不少,说纯如已经帮她联系了转院,峰叔回了本区医院,医生说年前就可以出院了。
年后,我去花姨家探访,开门的是个高壮的、方脸的中年男人,进屋才知,是峰叔的侄女婿。刚出院的峰叔精神状态一般,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见我入门,他主动挥手说“你好”。
他家的客厅里多了一张靠背小藤椅,花姨说这是给峰叔用的,他现在不方便下楼,腿脚更加无力,有时天气好,他们就带他上楼顶晒晒太阳,有个藤椅靠背会舒服点。我点点头,峰叔不擅长表达,但花姨总是那么贴心。
峰叔下身的导尿管已经拆了,但还是无法控制大小便,每天都要穿纸尿裤才行。花姨说,一开始他不愿意穿,觉得那是小孩用的。“于是呢,我就拉着他的手,面对面,温柔耐心地跟他说明原因,他就肯乖乖地穿了。”讲到这儿,花姨突然变得害羞。
峰叔130多斤,花姨想翻动他是有心无力了,恰逢侄女婿在老家闲着没事做,便请他来深圳做住家保姆,只照顾峰叔,不用负责家务。后来,花姨私下告诉我,她一个月给侄女婿6000元,相当于把峰叔一个人的退休金都给了他,这还没算上伙食费和水电煤气费。她是一个特别怕麻烦和委屈别人的人,以前两个人生活可以随意应付三餐,但现在有亲戚在,难免要变着花样招呼,于是又多了一种心累。
聊了一会儿,我准备告辞回办公室了,花姨坚持要送我去公交站。一路上,她跟我说了许多难处,比如要是一直请人,他们的经济压力有些大。我只能安慰她,说现在峰叔恢复得不算好,她更不能因为心疼钱把自己给累倒了。
大概过了一个月,花姨联系我,说峰叔的腿脚虽不如从前,但可以控制大小便、能自己去上卫生间了,于是她给侄女婿结了工资,又买了一些礼物,让他回老家了。
我替峰叔感到开心,又担心花姨独自照顾他太吃力。花姨说:“小兰,我目前身体还可以,能够照顾他的。现在还不是最难的时候,如果养一个保姆,后面我们都住养老院又生病的时候就很难了。”
想想也是,在深圳,失能老人想进好一点的养老院,每月要支付护理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,大概在1万元左右。如果生了病,费用只会更高。
5月初,一天凌晨1点多,峰叔突然起床去厨房烧水,不小心烫伤了自己的手。水壶掉落在地,花姨惊醒,她问峰叔烧水要干什么?峰叔又想不起来了。有时两人刚吃饱饭,花姨洗完碗从厨房出来,峰叔就问她:“怎么还不做饭?”
峰叔的认知障碍似乎变严重了,偶尔还会混淆时间。我提醒花姨,要尽早带他去医院治疗,但花姨觉得这个病无法逆转,总是上下楼跑医院也不方便,就没有采纳我的建议。我只好在陪伴的过程中设计一些认知训练游戏,但是峰叔的配合度很低。
5月底,市计划生育协会为峰叔提供了1台电动爬楼机,并招募了1名志愿者,我的陪同服务就暂停了。那名志愿者可以使用电动爬楼机载峰叔上下楼,他又可以去小公园散心了。
10月初,我和纯如再次去花姨家探访,花姨神神秘秘地说:“我本身是不信神鬼这些东西的,但上个星期真的好奇怪。我睡觉好少做梦的,那晚梦到有人一直在追我,那人长什么样我看不清楚,后来我被他追到角落,就吓醒了。”
凌晨2点多醒来,花姨有点口渴,就出了卧室。她发现自家的大门大开,峰叔也不在隔壁房间里,于是她赶紧下楼。快到一楼的时候,她看到峰叔正坐在楼梯上,说想去小公园坐坐。不依靠轮椅,路上也没有扶的东西,峰叔是无法走到小公园的。花姨只好慢慢劝他先上楼,等天亮了再说。于是,两个老人爬几层台阶就歇一会儿,回到房间,已经快3点半了。
从此,花姨就养成了随手反锁家门的习惯。
花姨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,她却像讲笑话一般把那些难事讲给我听。我心情沉重,问她是否考虑送峰叔去养老院,但她仍觉得自己目前能应对,还说送他去养老院只会缩短他的寿命。峰叔不爱吃饭堂的大锅饭,花姨又担心养老院的护理员会因为他腿脚不便、头脑不灵活而敷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失独家庭的父母在就医、养老、生活等方面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。思来想去,花姨还是决定把钱省下来,用来应对未来“最糟糕的时刻”。
(文中人物皆为化名)
编辑 | 罗诗如 运营 | 梨梨 实习 | 天然
老 二
在有限的时空里,
过无限广大的日子。
本文头图选自电影《我爱你》(2023),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,特此声明。
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,并享有独家版权。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【转载】。
投稿给“人间-非虚构”写作平台,可致信:thelivings@vip.163.com,稿件一经刊用,将根据文章质量,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。
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(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、事件经过、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)的真实性,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。
其它合作、建议、故事线索,欢迎于微信后台(或邮件)联系我们。
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